和96名死刑犯同监

2016-07-18 16:07 编辑:admin 来源:发表论文 浏览:
  1996年的冬天,他和两个死囚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邱兴隆当时胃出血,拉出来的全是一块一块的血,往盆子里吐的也全都是血。“吐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邱兴隆说他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仍在原地,没有死,也没有人把他带走。他听到牢里的人都在大声地给他报号——这里有人生病了! 
   
  邱兴隆的名字,很多时候都和“死刑”联系在一起:他公开呼吁立即废止死刑,发表和死刑有关的论文,组织关于死刑的国际研讨会,还与志同道合者成立了中国死辩同盟网站,为死囚辩护,“去年我们还救了两个人。” 
  在他的记忆里,有着许多让他无法忘怀的死囚倒影。 
   “当我看到他走出铁门、前往刑场时的眼神,心里非常难受,感觉好像是我杀了他一样。”邱兴隆坐在位于长沙的律师事务所里说这句话时,按了好几次打火机才点着了手上的烟。 
  邱兴隆说的是一个姓苏的小伙子。1996年,在河北石家庄看守所,这个小伙子因为主动坦白偷了两万七千块钱而被判了死刑。 
  “当时的法律规定,盗窃两到三万就可以判死刑,一审判下来时,连看守所的所长都不敢相信他会被判死刑。”看守所所长看不过去了,把邱兴隆叫来,让他发表上诉状。他们都认为这个案子一定可以改判,但最后是——维持原判。 
  邱兴隆彼时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但看守所长不必出门恭迎,因为,邱兴隆自己就和这个苏姓死刑犯关在同一间牢房里,正等待着似乎遥遥无期的审判。 
  当1998年春节的热闹已过,邱兴隆被判无罪的时候,他已经在收审站和看守所里待了四年零八个月。这四年零八个月里,他一共看到了96个死囚走向死亡。 
   
  法学之路 
   
  在邱兴隆考上西南政法学院的1979年,国家颁布了《刑法》。“1979年之前,死刑被滥用了,任意性太大,没个准。当时有人偷了一批纽扣电池,受害人报案是价值四千多元,但当时公安局搞了个界定,定成三万多元,这就判成了死刑。这起案件后来被认为是一起错案。“因为后来发现那些电池是假冒伪劣产品,不值这么多钱。” 
  1986年,23岁的邱兴隆成为了法学教授高铭暄的博士研究生。 
  一年之后,在和朋友到海南大学联系工作的时候,邱兴隆被校方开出的优厚条件所吸引,答应毕业之后到该校工作,并以教学实习的名义留在海南,办起了一家书店。 
  但他没想到的是,前程似锦的未来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打碎。 
  1989年7月20日,邱兴隆被警察带走了。在一次清查行动中,警察在他那里发现了几部书稿。当晚,邱兴隆便被以“涉嫌非法出版”之名送进了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审查站。 
  邱兴隆被整整关押了185天,收审结束时,还留下一个尾巴——取保候审。 
  从收审站出来之后,邱兴隆面容憔悴、衣衫褴褛。 
  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巨大,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他,邱兴隆感到了心灰意冷,与中国人民大学不辞而别,“失踪”了。 
   
  和死囚在—起的日子 
   
  他下海做了一个书贩。“当时觉得,读了博士又有什么用呢?我感到了一种自卑。”邱兴隆还在不停地吸着烟。 
  在他回忆里,1993年,他在河北石家庄向一位书商追款,没钱给他的书商给了他一批盗版的《读者文摘》精华本,他接受了。这些书后来被查了出来。 
  “当时正值全国扫黄打非,而石家庄又是盗版书的重灾区,甚至因为我是法学博士生的原因,我被某些地方领导刻意树立成了反面典型。” 
  1993年3月,邱兴隆被石家庄市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出版”为名收容审查。1994年8月,已经被收审近一年半的邱被以“投机倒把”罪名逮捕。他从收审站转到了看守所。 
  由于一直没有终审判决,邱兴隆就一直呆在看守所里。这种厄运意外地给邱兴隆研究死刑提供了便利。 
  邱兴隆觉得看守所里的“亚文化”对他是有帮助的。每个刚来的“新人”都要对号子里的人讲自己的入狱起因,不说实话就挨揍。作为法学博士生的邱兴隆在看守所里很有名,囚徒们往往把他当成救命稻草,将自己的经历和犯罪过程详述给他听。 
  “那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各种各样的心态都有。”邱兴隆见识了各式死刑犯,有刚进来的时候大无畏的,但临到上刑场时,屎尿弄了一裤子。执行死刑的人都有经验了,把犯人的裤腿都扎好;也有不怕的,笑着走的,还开玩笑说,哥几个再见啊,上路了。 
  邱兴隆思考,为什么看上去和我们一样的人,就非把他杀了不可? 
  看守所里的一次经历让邱兴隆深感触动。 
  1996年的冬天,他和两个死囚关在同一个号子里。邱兴隆当时胃出血,拉出来的全是一块一块的血,往盆子里吐的也全都是血。“吐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邱兴隆说他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仍在原地,没有死,也没有人把他带走。他听到牢里的人都在大声地给他报号——这里有人生病了! 
  好不容易,有个民警过来,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邱兴隆,踢了他一脚,以为他是装病,走了。那两个和邱兴隆同号的死囚用手铐使劲砸着铁门,大声叫道,你们还管不管啊,人都要死了! 
  “他们是死囚啊,但他们在想着救我,这个时候,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杀人的时候也许很凶残,但这个时候的他们又怎么解释?我觉得人性本来是善良的。” 
  邱兴隆早期做学生的时候是主张保留死刑的。“做学生的时候,从学校到学校,没什么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看守所的经历是一种财富,从素材的收集到思想的积累,都是在书斋里找不到的。在看守所里,抬头见刑法,低头见罪犯,想不思考都不行。” 
  邱兴隆开始有意地研究看守所里的死囚。为了了解他们,他故意让民警给他调号,因为“一个号子里最多只有两个死囚”,他想接触更多将要赴死之人。 
  对于死刑,彼时出现了一些变化。1996年的冬天,职务侵占罪出台之后,看守所里有个信用社的主任原本因为贪污被判死刑,后改判为职务侵占罪,获刑15年。“我清楚地记得,当他的镣铐被打开之后,他大喊一声:活——了!整个看守所都听得到。能听得出来,那种求生的欲望是多么的强烈。” 
   
  死刑的反对者 
   
  1993年到1998年之间,看守所里的邱兴隆不知道作为囚徒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尽头。他曾经因病出去就医过一次,外边的街道他都不认识了,“变化太快了,这让我感到心慌。”他甚至认真地打算过,放出去之后,回湖南老家种两亩地,平平淡淡过一辈子。 
  1997年12月,在被羁押近5年后,邱兴隆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由于实际羁押期限超过了所判刑期近一倍,他不服判决,继续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1998年12月20日,邱兴隆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无罪。 
  这个终获无罪的法学博士生,带着在看守所里用糊包装盒的纸写就的几百万字论著、手记以及九麻袋的书,南下重庆,回到母校西南政法大学任教。 
  1999年,曾经“很不听话”的学生邱兴隆向导师高铭喧教授提出重新申请博士学位。199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邱兴隆的博士论文答辩开始,刚准备说话,他已泪流满面。23岁就考上博士研究生的邱兴隆在36岁时拿到了博士学位。 
  对于死刑,学界已经沉默很久了。上世纪80年代“严打”的时候,曾有学者对滥用死刑提出异议,当时被当做政治事件来处理,这些学者还被全国通报批评。 
  2002年,邱兴隆在湘潭大学组织召开了一次死刑问题国际研讨会,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结果他发现,在那次会议上,除了国外法学者,主张立即废止死刑的中国法学者只有他一个。 
  邱兴隆做过民意测验,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一左右,大部分人主张保留死刑。 
  “很多人质疑过我,老百姓都不主张废除死刑,你为什么要违反民意?”邱兴隆认为,做事情是要考虑民意,但绝不能只考虑民意,如果民意第一,“我们都不要上大学,种田就行了,上大学就要培养精英意识,常人想不到的东西你能想到。” 
  邱兴隆给学生们说起他的经历,他非常认同费孝通说过的一句话——监狱是社会的窗门。有什么样的监狱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监狱可以折射出社会的文明程度。 
  “一个不重视罪犯待遇、不重视生命的国度,文明程度肯定不行。你在杀一个人的时候,就已做出了判断,人是可以被杀的。”邱兴隆说,“宽容是一种美德,爱罪犯就是爱你自己。”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