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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中国法律史学的开新

2011-02-21 00:00 编辑:admin 来源:发表论文 浏览:

      摘要: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他所涉猎的研究范围内,有不少是他首先开辟的领域或是前人很少注意的问题,中国法律史学便是其中之一。在法律史研究领域,他所阐发的法律史具有救治时弊功能,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开创与勃兴提供了理论依据;所总结的专史研究法具有从方法论上指导中国法律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捩的重要意义;所倡导的“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者”之治史旨趣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视野的开新。

       关键词:梁启超;中国法律史学;专史研究法;新史学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热衷于政治活动。早在1895年,就和其师康有为发动了影响广远的“公车上书”,此后便广泛参与到当时的历次政治改革事业之中,直至1929年去世。梁启超尤其关心当时中国的法制建设,曾一度担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梁启超一生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他一生著作达1400余万字之多,这在中国近代学者中是不多见的。梁启超于推动中国史学近代化层面贡献甚巨。他所撰名著《新史学》中的诸多新颖观点“有如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发出的一声春雷,由此激起波涛澎湃的新史学思潮,成为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关注的中心”[1](P480)。此外,梁氏所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是他对推进史学近代化的又一重要贡献。由于梁启超运用史学研究法“达到了自觉的程度,因而示人以门径”[1](P498),对包括中国法律史在内的其他专门史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救治时弊:法律史学科创建的基石近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法律史产生于20世纪之交,它是中西、新旧之间各种矛盾的相互冲撞与融合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梁启超所阐发的法律史具有救治时弊功能,为中国法律史学科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开启了中国法律史学从传统向近代递嬗之门。20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可以用内外交困来形容,面对如此危局,梁启超敏锐地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时代命题。他慷慨激昂地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2](P8)很明显,梁氏已经把握时代的脉搏,把法律改革与否与国家兴亡、民族存废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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